一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1918-1933），延续了威廉帝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呈现了多重社会危机，被称为“经典现代性的危机时代”。在欧洲社会现代化与理性化不断祛魅之际，当时的中国却成为战后德国的异国旅行热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魏玛共和国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中，以图书形式出版的中国游记或者包含中国叙事的游记多达50余种。对这些异国旅行者而言，既包含中国历史发展逻辑、又接纳了西方现代性的近代中国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想象空间。本文摘自陈雨田著《魏玛共和国德语游记中的中国城市镜像》（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第五章第一节“从广州到北京——霍利切尔与中国共同体”。有删节，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阿图尔·霍利切尔于1869年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布达佩斯一户犹太富商之家。早年试图通过小说、戏剧及诗歌等创作以确立其作家身份，但却影响甚微。1912年所作的美国游记《美国的今日与未来》（Amerika heute und morgen）为其赢得了旅行作家的声誉与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霍利切尔后续同费舍尔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美国游记成功之后，霍利切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异国旅行并出版了相应游记。
事实上，旅行并非在1912年之后才成为霍利切尔生活与创作的重要主题，而是在其放弃银行职员的工作并决定从文时就是其波西米亚式反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国旅行对他而言“不是漫游之趣，不是求新求变，甚至也不是求知的渴望——而是一项重要使命，一项充满希望的任务”。旅行的“使命”与“任务”在霍利切尔这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远景，是对“共同体”与“全新的、幸福的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形式”的追求。从“新世界”美国到后的苏维埃，再到犹太复国主义行动伊始的巴勒斯坦和中的中国，霍利切尔在远离欧洲文明的国度探索人与人共存的新形式，想象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形式，他的异文化与文明之旅是一次次“救赎史式的远征”。在魏玛时期未来想象的话语之中，苏联与美国作为“未来之国”的载体而在不同的学术话语与文学表现之中分别被视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象征。”霍利切尔因其市民人道主义的立场而站到了主义与苏联的队列之中。十月令其欢欣鼓舞，霍利切尔称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值得动用一切力量，甚至外交诡术去实现之”。尽管如此，霍利切尔在本质上仍是一名市民知识分子，仍在其传统唯心主义的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中掘发现代历史中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在此框架之下，对于个体自由的强调是其精神结构中另一至关重要的方面。早年银行职员的生涯使其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个体性的剥夺与限制，并由此以一种激进的姿态转向反市民的无产阶级与主义。……
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霍利切尔在费舍尔出版社的资助之下开始其为期半年的远东之旅，主要游历了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家，并根据其旅行经历创作游记《动荡的亚洲》。霍利切尔游历中国之时，正是北伐战争准备阶段。尽管霍利切尔在书中称，受到十月影响的中国“通过团结苏联，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苏联思想的发展和巩固苏联及其思想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其最为关切之事，但在事实上，与其说霍利切尔关注的是无产阶级运动，不如说是关注作为一种变革社会、自由解放的可能性。无论是在北伐战争抑或是局部的工人运动之中，霍利切尔看到的都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下中国摧枯拉朽的力量与西方帝国资本主义必亡的征兆。是贯穿霍利切尔中国游记叙事的红线，异国的旅行经验通过与主题的关联而成为传递价值观与意义的整体，而非主观兴趣取舍下零星罗列的印象片段。
霍利切尔的中国游记主要包括广州、上海、北京三部分，不同的城市景观给予他看待中国的迥异视角。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首都”与“伟大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北伐动员阶段呈现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上海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心及中外矛盾突显之地而成为中国诸问题的展示台；北京则因其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象征、列强在华代理人的聚居之地和北方军阀的统治中心之一而既有其神秘迷人的一面，又代表着中国所面临的混乱政局与复杂的外交纠葛。
霍利切尔的广州叙事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后举行的阅兵仪式开篇，极力渲染阅兵式的隆重盛大与讴歌群众的高昂热情：
所有这些都使我想起莫斯科红场和列宁格勒冬宫广场上红军那令人难忘的：年轻的士兵、年轻的军官、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者的热情和人群中激动不已的欢呼。左右两边的侧面看台上坐着委员会的代表们和大学生。每当一个军团或者一个工会走过讲台时，人群中成千上百个声音一齐呼喊，呼应着场地上人群的呐喊：
霍利切尔在观看代表大会上的阅兵仪式时想到莫斯科红场和冬宫广场上的阅兵，这显然并非是随意的联想。对霍利切尔而言，造就中国群情激荡的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影响。他如此描述在会场上看到的苏联代表们：
唯一一阵持续不断的欢呼声从会场上响起来。无数帽子被扔向空中。在军队，在的无产阶级面前，苏联人站在那里，就像一堵墙。他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一小群人。他们站在那里，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面对着千百万异国的民众。千真万确：他们是征服者与先锋，但却不是数百年前就在中国安下家、筑下巢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而是一种即将征服世界的思想的先行者。东方世界已然受到其影响，西方世界或自愿或，终有一天也要追随这种思想。
在霍利切尔将无产阶级视作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从观众对苏联代表的热忱欢迎来看，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此时已然接受并正在实践这一伟大思想。在这一章节的最后，霍利切尔以一幅色彩艳丽、充满着活力与动感的画面结束了他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阅兵仪式的观察：
现在，一支绵延不绝的工人队伍，手里挥舞着旗帜，紧贴着看台的边缘，从我们面前走过。在他们中间，可看到以古老著名的广绣工艺织成的旗标；在南方军的和红底青日的旗帜之间，许多普通人挥动着孙中山的画像。工会的旗帜装饰着锅炉、纺轴、齿轮等象征劳动的标志。人群中还有一些朴素、凌乱的旗子，那是代表穷人的旗帜，是神圣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而在人群之中，此时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好似代表着衰亡的中国残余之物的奇异龙头。
在这里，霍利切尔看到的不仅是五彩缤纷的旗帜构成的节庆景观，而是中国社会上下各个阶层，从代表资产阶级的到代表产业工人的工会，再到代表赤贫者的无产阶级，甚至于代表旧中国旧社会的人们，都对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而这也正是他所乐于看到的。随着阅兵仪式结束，他在此章的末尾写道：“我在这里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
与阅兵场上热烈昂扬的氛围截然不同，霍利切尔笔下的广州沙面租界却是一片死寂，随处可见衰败的迹象：
沙面……在去年夏天还是众多欧洲人的居住地，现在只是荒凉地伫立着，杂草丛生，只有一小群国际警卫人员还住在那里，死一般沉寂，上帝保佑它。 我……去看荒废了的“维多利亚酒店”，广东唯一一家欧洲酒店。这是一个忧郁的地方，一座神秘奇幻的房屋，人们可以在里面写出爱伦·坡风格的故事……还有银行大楼——这是英国人的教堂，落满灰尘的威士忌酒库，空荡荡的俱乐部，以及法国人纪念在战争中“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死的阵亡者纪念碑……
与此同时，在游览沙面的过程中，霍利切尔发现这个区域的四周布满了沙袋、机枪和警卫。这在他看来，不过是困兽犹斗的无奈之举，全然无法改变现状和未来：
这个微型小岛，一直以来就是一种人造的结构，脆弱不堪，毫无根基；如今使中国沸腾的巨浪，已经吞噬了这座小岛，并将在可见的未来将它扫除殆尽，也将吞噬英国人统治的香港，那里也开始呈现出同样一些没落、衰败和荒芜的征兆。
怀着对中国的无限热情，霍利切尔与苏联顾问——时任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的鲍罗廷——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以考察“在中国贯彻苏联思想的进展及其未来”。鲍罗廷指出，要消除中国土地私有制，组织农民阶级进行，以及彻底改变军阀混战、盗匪肆虐的混乱局势难上加难，因而认为，“判定中国有某种确定的结局还为时尚早”。与鲍罗廷对中国问题理性审慎的态度相比，霍利切尔则饱含热切期待……：
中国一定是一场新的世界之变的中心……中国这个冷静、具有千年智慧的民族，知道这一点……或许中国是决定整个东方世界命运的国度，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发源地。它将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可能并非出于它的意愿。
至此，霍利切尔以《广州的红色阅兵》《沙面》和《广州的苏联人》三章内容，分别从主体、对象、苏联视角下的中国形势与前景等方面呈现出中国红色的多重面貌。从现象描述到理性探讨，霍利切尔将旅行见闻纳人到“如火如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式微”这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异国情调的叙事之中。与《广州的红色阅兵》和《沙面》这两章聚焦于特定场景与区域的特写不同，《广州全景图》则是对异国城市生活的广角掠影。霍利切尔通过对靠近“广州外滩”的珠江船民的生活，广州市区内猖獗的偷盗、绑架等犯罪活动，缠人的乞丐以及手工业一条街上技艺精湛的手工艺术的描述，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异国城市风景图，既表现出广州的生机与活力，又揭示了这座城市动荡、混乱、堕落与危险的一面。此外，在这座城市灯火辉煌的外滩大道上，则活动着“这座动荡城市里的者、学生、工人与市民”，他们挥动着“白色旗帜”，发出“狂热的喊声”，投放“爆竹”，充满着“天真的活力”；这座“人口丰富、活力非凡、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真正的音乐”是“受压迫者”苦力劳作时发出的“的、单调的，有时狂野的歌唱声”。所有这一切——无论是犯罪的广州还是的广州，肮脏的乞丐或是精美的手工艺品——都构成广州“这座熙熙攘攘、迅猛动荡、永久年轻的城市”；而它的对立面沙面，则将“独自继续沉睡、自我麻痹，以珠江水面上冒着蒸汽、软弱无力的战舰做困兽之斗”。与前三章聚焦主题的叙事不同，《广州全景图》以斑驳多彩的城市印象为霍利切尔的想象增添了异国情调，也在全景式的城市叙事之中为其增添了现实性与可信度。
中国的前景与殖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行将灭亡的征兆的对比是贯穿霍利切尔中国叙事的结构性原则，不仅体现在对广州的城市叙事上，也体现在对上海与北京的描述之中。……与广州叙事对本身的关注不同，上海叙事更多的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索中国的可能性。
霍利切尔游记有两章篇幅记录其上海见闻并论述与上海相关的问题。这两篇分别冠以《上海及诸问题》以及《东方芝加哥》的标题，由此道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双重历史逻辑市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反抗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具体而言，《上海及诸问题》一章借上海见闻探讨和呈现了与中国相关的诸多问题，如无产阶级队伍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阶层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等。《东方芝加哥》则充分揭示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腐化的物质主义。霍利切尔在探讨上海的走向时如此评述道：
说到底，中国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于两种同时存在但却截然相反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使得中国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工业主义及其体制；与此同时，从莫斯科传来工人们反对这种制度的口号，尽管这一制度正是以他们为根基。
通过对的上海与颓废的上海的并置叙述，霍利切尔为中国问题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即“通过苏联与中国的协力合作，人类将进入主义的未来时代之准备阶段，即，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削弱及其毁灭”。所谓“苏联与中国的协力合作”指的是中国的内因与外因。对霍利切尔而言，中国历史文化本身便蕴含着成功的重要条件，《上海及诸问题》这一章对这些条件进行了梳理、汇总与分析。
霍利切尔在关于上海章节的开篇中如此说道：“生活教导我，一定要相信最初印象，即使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所留下的印象。这不仅适用于个。
